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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华夏七十一年的春闱放榜日，紫禁城的丹陛之下还留着昨夜新雨的湿痕。炎朝开国皇帝王宇昊身着玄色龙袍端坐殿上，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亲自主持殿试——此前数十年天下初定，南北流民尚未归乡，科举取士的章程在六部案头磨了三载，才终于在这一年落地。传胪官的唱名声响过太和殿的飞檐，刘福辰的名字第一个响彻云霄，紧接着吴士鉴、陈伯陶的身影依次出现在百官艳羡的目光里。可千里之外的大同府，早已是另一番人间炼狱。从去年入冬起就没落下一片雪，入春后整整一百二十天滴雨未降，田地里的麦苗从泛青到枯焦，最后连土块都裂得能塞进拳头。粮铺的门板被挤碎，昔日一文钱一升的糙米涨到了三两银子，路边的饿殍枕藉，野狗啃食尸体的红眼睛在夜里亮得吓人。八百里加急的奏报雪片般飞入京城，王宇昊龙案上的朱砂笔从未停歇，他下旨开内帑拨三百万两白银，令山西巡抚亲自坐镇粥棚，严令地方官谁敢截留赈灾粮就地处斩，甚至调了京营的兵马押着粮车星夜兼程，才终于在易子而食的惨剧蔓延开前，把最后一口热粥送到了灾民嘴边。

    华夏七十二年的秋，远在大洋彼岸的清英帝国，郑观应伏案写完了《盛世危言》的最后一页。这部浸透了他半生游历心得的书稿里，每一个字都刻着“富强救国”的滚烫执念，他托人把书稿递到白金汉宫，换来的却是宫廷侍卫把书稿扔在泥泞里的羞辱——清英的王室觉得这些改良主张简直是离经叛道。心死的郑观应变卖了在伦敦的所有家产，带着一家老小登上东去的轮船，在上海港靠岸的那天，他望着码头上“炎朝新政”的旗帜，终于落下了积压数年的热泪。

    转年的寒冬，伯明翰的雾气还没散尽，周福清的科举贿案就像一颗炸雷轰在了清英的朝野之上。慈禧太后在温莎宫里拍着桌子下了懿旨，直接把周福清定了“斩监候”，消息传到周家的大宅，整个家族连夜收拾细软，雇了最快的马车往东部港口赶，只盼着能搭上前往炎朝的商船。而这一年的英伦三岛冷得邪门，埃克塞特的泰晤士河支流冻得能跑马车，伯恩茅斯的海滩上积了半尺厚的雪，地里的卷心菜全被冻成了冰坨，农户家的牛羊成群倒在圈里，哀嚎声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。

    华夏七十四年的伦敦菜市口，秋雨裹着血味砸在青石板上。戊戌变法的六君子被押赴刑场，谭嗣同望着阴沉沉的天空，嘴里还在念着“有心杀贼”的绝唱，刀光落下的那一刻，围观的民众里有人攥紧了拳头，有人偷偷抹了眼泪。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友人的掩护下，躲进了开往炎朝的游轮，望着越来越远的海岸线，他们知道清英的最后一点改良希望，已经随着菜市口的鲜血彻底凉透了。

    仅仅一年之后，慈禧就做出了那个震惊世界的决定——她一纸诏书向十二国宣战，比历史上的八国联军还多了炎朝、塘国、澳大利亚等四国。可宣战的诏书墨迹还没干，意大利的步兵就先攻破了伦敦南部的防线，奥匈帝国的军舰驶入了泰晤士河，美军和法军的坦克直接开到了白金汉宫的围墙外。慈禧连珠宝都没来得及全装箱，就带着小皇帝爬上了逃往北部的马车，昔日威严的王室队伍，此刻像一群丧家之犬，在泥泞的道路上狼狈逃窜。

    华夏七十六年的春天，逃到曼彻斯特的慈禧终于缓过神，她以清英王室的名义下发了“罪己诏”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了身边的大臣，低声下气地向各国求和。可那些打进英伦的列强根本不买账，他们忙着瓜分清英的港口和工厂，把“罪己诏”扔在了一边，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。

    转年的夏天，蛰伏已久的英国旧贵族趁机起兵，他们打着“恢复大英荣光”的旗号，一路势如破竹，重新占领了伦敦、伯明翰、利物浦等大半城市。

    慈禧在乱兵冲进曼彻斯特行宫的时候，被流弹击中了肩膀，还没等御医熬好药，就死在了逃亡的地窖里。

    剩下的清英残兵攥着最后一点兵力，死死守着曼彻斯特的城墙，把这里变成了孤岛一般的最后据点。

    华夏七十八年的外交谈判桌上，炎朝的外交官据理力争，和各国周旋了整整三个月，终于达成了协议：所有没有犯下战争罪行的清英平民，都可以由炎朝接回国内安置，那些手上沾了血的战犯，才交给西方列强处置。

    这场横跨了大半个地球的动荡，最终没有演变成另一个辛丑条约式的屈辱，炎朝的龙旗在港口飘扬，接回了数万流离失所的流民。

    之后的十年，炎朝像一列开足了马力的火车，飞速向前奔驰。新式的烟草公司在江南遍地开花，铜元局铸造的新货币流通到了每一个乡镇，第一辆国产汽车在天津的工厂里缓缓开下生产线，上海的《游戏报》成了街头年轻人手里最时髦的读物。工业化的浪潮碾碎了旧时代的残砖烂瓦，那些历史上本该出现的军阀割据的苗头，还没来得及发芽就被彻底掐灭，炎朝的疆域越来越辽阔，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安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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