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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法官是法官。可他也是贵族。

    他和被告的父亲是老相识。他在法庭上没有笑，没有皱眉，没有说一句不该说的话。

    他只是偶尔点点头，偶尔翻一翻桌上的文件，偶尔咳嗽一声。可那些点头，那些翻文件，那些咳嗽，都在告诉陪审团——这个案子，没什么好审的。

    她写了一封信。不是写给报社的，不是写给法官的，是写给那个女人的家族的。她写了医生的发现，写了昆虫学家的证词，写了法庭上的每一个细节。

    她写了那个女人身上的瘀伤，旧的，新的，叠在一起的。她写了那些被忽略的蛆虫，那些被嘲笑的话。她把真相，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，装进信封，封好，叫来一个信差。

    她等。

    等了几天，几周。没有回信。她又等。

    后来她听说，那个女人的家族，和那个男人的家族，私下谈了一笔钱。不是赔偿，不是道歉，是“监护不当”。

    一笔钱。那个女人的性命，最后就是一笔钱。

    也许还有别的资源交换，不是她能知道的。

    十几日后，玛丽写完了这个故事。

    她放下笔，靠在椅背上。窗外又下雨了，细细密密的，打在玻璃上，沙沙的。书房里很安静，只有雨声和她自己的呼吸。

    她盯着桌上那叠稿纸，看了很久。那些字，那些虫子，那些在法庭上笑着的男人，那些被丢在乡下的女人。她写了，可写完了，心里却空落落的。

    她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推开一条缝。雨丝飘进来，凉凉的，落在她脸上。她站了一会儿，又坐回去，拿起那叠稿纸，翻到第一页。

    空白处，她拿起笔，写下几个字——《虫子的证词》。笔尖停了一下，划掉虫子改成蛆虫。又继续写：第十七卷。

    玛丽盯着稿纸第一页那行字——《蛆虫的证词》。她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蛆虫。那些在尸体上蠕动的小东西，白的，软的，没有骨头，没有声音。它们不会说话，可它们说了真话。

    它们告诉弗朗西丝，那个女人死了多久，死在什么季节，死在这片林子里，没有被移动过。

    它们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真的。

    可法庭不认。法官说荒谬，陪审团摇头，律师笑着说“一个写小说的，一个养虫子的老头”。

    那些蛆虫的证词，在那些体面人面前，微不足道。

    可那些体面人的证词呢？那些穿着深色外套、领巾系得一丝不苟的先生们，坐在证人席上，说“那天晚上他参加了晚宴，从八点到凌晨一点，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”。

    他们的证词，被法官点头，被陪审团认可，被记者写在报纸上，印在头版。他们的证词，都是假的。可它们被当作真的。

    因为它们是从体面人的嘴里说出来的。

    玛丽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。蛆虫的证词，和体面人的证词，都是微不足道的。一个是因为太卑微，一个是因为太虚伪。可卑微的那个，至少是真的。虚伪的那个，连真话都不敢说。

    她把稿纸拿起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

    她写得很小心。那个男人，她没有写他是哪位伯爵的儿子，没有写他的姓氏，没有写他在伦敦的住址。

    那个女人，她没有写她是公爵的女儿，没有写她叫乔治亚娜，没有写她住在约克郡的哪栋宅子里。

    她只写了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一个乡下庄园，一片浓密的林子，一具生满蛆虫的尸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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