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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乔治安娜用力点头，转过头看着达西，等着他点头。

    他看看乔治安娜，又看看妻子。

    两个人都在看着他，一个眼睛闪闪发亮，一个嘴角带着了然的笑。彭伯里一向安静。他习惯了安静。

    可此刻他忽然觉得，安静是守不住的。

    有些人天生属于更大的世界，乔治安娜是这样，当年那个站在彭伯里书房里说“我是来借书的”的年轻姑娘，也是这样。

    “好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***

    议会召开的那一天，伦敦又下起了细雨。

    雨丝细密，落在上议院那排高窗的玻璃上，无声无息，像一层不断被擦去又不断重新蒙上的薄雾。

    天光被滤成灰白色，把那些深色的橡木长椅、羊毛袋、假发和法袍都罩在一层柔和的、不太真切的安静里。

    乔治亚娜·霍华德子爵和伊丽莎白·赫歇尔子爵——如今报纸上已经开始这样称呼她们了——坐在无党派贵族那一排席位的最边缘。

    她们的位置靠近中央通道，离辉格党议席隔了一条不宽不窄的过道，离托利党那边更远一些。

    她们坐得很直，手里各自捏着一份议案的副本。

    那份议案装订得整整齐齐，封面上印着标题，下面是她们两个人的名字，并排列着，像两只刚刚学会站立的雏鸟，在一群老鹰中间显得格外小，也格外醒目。

    埃尔登伯爵坐在羊毛袋上，法袍的红在灰白的天光里显得格外沉郁。他宣布进入下一项议程的时候，目光扫过她们所在的那排席位，停了一下。

    那一停顿不深，可他确实停了。然后他念出了那份议案的标题——《关于废除窗户税的法案》，提案人：霍华德子爵、赫歇尔子爵。

    旁听席上传来一阵压低的私语。

    不是骚动，是那种许多人在同一时刻轻轻倒吸一口气、然后互相交换目光的细微声响。

    莉齐站起身。她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裙子，领口别着那枚珍珠胸针。她的声音不高，可每一个字都稳稳当当地送到大厅的每一个角落。

    她陈述了窗户税的缘起——1696年，威廉三世时代，为了解决战争经费而创设的临时税，一临时就临时了一百多年。

    她列举了它的不公：对中产阶级和小商人的压迫最重，真正的大贵族反倒无所谓；

    它惩罚的不是奢侈，是光线和空气；

    它让工厂主把厂房建得像棺材，让城里的小业主把窗户一扇一扇封死，让穷人的肺和眼睛一起在黑黢黢的屋子里慢慢枯萎。

    她没有用那些花哨的修辞，只是把事实和数据一桩一桩摆出来。

    那些数字她已经烂熟于心了，不同的税率档次、不同房型的应纳税额、每年给政府带来的收入以及它在总税收中的占比。

    “我的提案，并非仅仅指出该税种的不公，也包含了对替代收入的规划。”她翻过一页，“当前铁路建设正在铺开，沿线土地增值，新的商业活动已带来额外的关税和消费税收入。这些新生税源的增长，足以在三个财政年度内覆盖废除窗户税所留下的缺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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