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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不久后。

    歌德大酒店。

    托帕面前堆着三摞文件，每一摞都有半臂高。

    左边是贝洛伯格的人口普查数据，中间是矿产资源分布报告，右边是七百年前那份原始债务协议的影印件——纸张已经泛黄发脆，但上面的条款依然清晰可辨。

    她已经在这些文件里埋了六个小时了。

    她的眼睛有些发红，但目光依然锐利，手指翻动纸页的速度一点没慢下来。

    “上城区人口结构老化严重，下城区青壮年占比反而更高，但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……”她自言自语，用笔在数据表上圈出几个关键数字，然后在旁边的便签纸上飞快地写下一行字：如果贝洛伯格投身公司的怀抱，那么援建项目第一阶段应优先覆盖下城区基础教育设施。

    她不是来当催债鬼的。

    外面那些下城区的老百姓骂她是冷血婆娘，她不是不知道，也不在乎。

    她在乎的东西藏在更深处——贝洛伯格到底还有没有救？

    如果有救，怎么救？

    那个二号方案，全民签约成为公司员工，在她看来根本不是卖身契，而是目前唯一现实的出路。

    没有公司介入，单靠这颗星球自身的资源，别说发展，能撑过寒潮都是奇迹。

    可是她需要数据支撑这个结论。

    她不能靠直觉做判断。

    公司培养她这么多年，教给她的第一条准则就是：数字不会骗人，但人会。

    所以她一遍遍地核对每一个数据，在矿产量和人口增长率之间寻找那个决定性的平衡点，试图用冷冰冰的数字告诉自己，她选的路是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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